為了編制全國地圖，為了地圖的不斷更新，我國歷史上逐步形成了由地方向中央定期造送地圖的制度。此種制度是我國古代地圖管理的重要制度，對于促進地圖的繁榮具有深遠意義。
地方定期造送地圖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時期。《隋書·經籍志》載：“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這是普遍詔令天下搜集、造送地圖的開始。唐代前期，兵部職方司要求各州每3年造送一次地圖，即所謂“委州府三年一造，與版籍皆上省”（《唐六典·兵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為每5年一造送，如州縣有變化，要隨時編修地圖上報。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將地圖每5年造送的制度改為每逢閏年造送。公元932年，吏部尚書王權在上奏時提出：“所送職方地圖，各令按目下郡縣、鎮戍城池、水陸道路，或新舊移易者，并須載之如圖。其有山嶺浜湖，步騎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須備載。”可見，造送地圖定期化、制度化形成于隋唐，五代后唐時期繼續堅持實行。
事實上，地方向朝廷造送地圖的情況早已有之，只是沒有形成定期報送的制度。《周禮》記載：“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可見，縣師是地方負責測量的職官，他們的測繪成果毫無疑問會報送朝廷。秦漢時期，各個諸侯國的官制基本上參照中央政府，只是“損其員”，就是說各郡國（縣）有負責地圖測繪的官員，但在數量上少于中央。聯系到放馬灘秦墓中出土的木板地圖中的地區行政圖，聯系到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多幅湘南地區的帛地圖，說明當時地方的測繪地圖的活動是活躍的、有成效的。各地編制的地圖應該報送朝廷，這些地圖是編制輿地圖的基礎。漢武帝時，由御史大夫向皇帝“奏輿地圖”，東漢光武帝時，由大司空“奏輿地圖”。這些輿地圖標示著當時疆界、封地等變化，其來源應該是來自各郡國的測繪資料。《前漢書》記載，丞相匡衡因郡國圖的錯誤，其封地多占了400頃土地。公元前32年，地方勘測土地，更改了錯誤的郡圖，并將測量的“計簿”上報。匡衡阻撓封界的變更，因此獲罪被貶為庶人。此事也說明，各地的地圖測繪由各地負責，測繪成果包括地圖及其測量資料都要上報。這種早已存在的地方編制地圖的行為與定期向皇帝“奏輿地圖”的制度，成為地圖造送制度的淵源。
定期造送地圖的制度延續了1000多年，影響深遠。宋代，沿襲唐制。《宋史·職官》記載：“凡土地所產，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因，州為之籍，遇閏歲造圖一進。”就是說，各州要編寫當地的地理志，同時逢閏年測繪一次地圖報送朝廷。為了減輕地方負擔，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改為每8年報送一次新測的地圖。宋代分全國為18路，每路轄若干州。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朝廷要求各路轉運使每10年編繪一次本路諸州地圖報送。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從下至上逐級繪制地圖，據《宋史》卷四百記載：“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川、道路悉載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元代，沒有關于造送地圖制度的明確記載，但從明代文獻中“仍按元代之制，三歲一報”的記述推斷，元代也應該有造送地圖的制度，可能沒有認真執行，所以留存的文字罕見。明代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詔令天下，編制賦役的黃冊（封皮為黃色的本子），要求都要在冊子前面畫一張地圖。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規定“凡天下要沖去處，各畫圖本并軍人版籍，須令有司造成送部，務知險易，仍按元代之制，三歲一報，官軍、車騎之數皆上”，并具體指定陜西、四川、貴州、云南、湖廣、河南、山西、山東等布政使司，遼東、大同、宣府、延綏等邊鎮匯總上報。明代中后期多次重申3年一造送的制度，并且對全國規模的土地測量中的制圖提出了具體要求，比如對成圖方法、地圖格式、地圖符號等都作了詳細規定。清代在康熙、乾隆、光緒年間進行了全國規模的測繪。在測繪時，采取中央統一組織與地方造送地圖相結合的方式，這種方式以光緒年間的《清會典圖》的測繪最為典型。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清廷成立了會典館畫圖處，并要求各省在1年內完成本省的地圖測繪。朝廷不僅要求各省報送地圖、圖說，以及關于沿革、疆域、天度、城署、山水、鄉鎮屯站、職官等7種表格，而且對制圖的比例尺、測量方法、裝訂的開本等作了規定。由于受客觀條件限制，各地的進展快慢不一，有的用了近10年才完成本地區的地圖測繪。圍繞《清會典圖》的地方測繪是清代一次最大規模的由地方具體組織的測繪活動和地圖造送活動。
造送地圖的制度促進了地方測繪職官與機構的設立。為了造送地圖，各地需要設立相應的機構或職官，即在各省衙、郡守、縣令屬下設立測繪部門或職官。古籍中多次提到各個地方造送地圖由“有司”負責。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對有關官吏通稱為“有司”。這說明各地確實有測繪專職人員。唐代河東節度使屬下的都虞侯李荃就是精通測量技術的官員，他撰寫了《太白陰經》，其中記述了對城堡進行水準測量方法，并詳細描述了水平儀的構造和使用方法。到了清代，因造送地圖而成立的省級測繪局（科）就有10多個。1863年在蘇州成立了蘇省輿圖總局，歸江蘇布政使司管轄。1889年后，多數省陸續在布政使司設立了輿圖局（館）。1903年到1911年，10多個省的訓練新軍的督練公所設立了測繪科（局）。各地的測繪機構組織推動了地方的測繪活動。
造送地圖的制度促進了全國及地方測繪事業的發展。隋代在各地送交圖籍的基礎上編制了《諸郡物產土俗記》131卷、《區宇圖志》129卷和《諸州圖經集》100卷。《太平御覽》記載，唐代有50多州編寫過圖志。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西域圖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李吉甫在上表中說，《元和郡縣圖志》“每鎮皆圖在卷首，冠于敘事之前”。地方圖志的編寫也為賈耽繪制著名的《海內華夷圖》并編寫40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奠定了基礎。宋代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諸道圖經，共1566卷。《宋史·藝文志》載圖經、地志、地記等地理書籍407部，計5196卷。其中有著名的《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等。明代留存下來地圖非常豐富，與此相適應的地志編修也很活躍，《明史·藝文志》所載地志類書籍有471部7498卷之多。《清會典圖》的測制更是促進了各地的制圖活動，光緒年間各省編制的地圖集有17種、138冊。所有這些都說明，造送地圖的制度是推動古代制圖繁榮的有力措施。